如何解决老百姓“买药贵，看病难”的现状
　

　　人的生老病死都离不开医院，医疗保健制度是否健康运作则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老百姓普遍认为：“医疗费用上涨过快，药品价格过高，群众用药贵，看病难，看病不方便成了当前的热点问题，公立医院体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例如：女性到医院分娩，过去只需几元钱，如今顺产则要花费1000多元，剖腹产3000多元。小小的感冒有时也要花几百元。小病大看、小病小恙用好药、用贵药，使群众不堪重负，造成老百姓有病不敢治、有药吃不起的局面。“讳疾忌医”现象比比皆是。
　　再如，腰椎病、颈椎病、椎间盘突出等病症，到医院就诊时，不管有用没用就开出一大堆西药激素，既不能解除患者的痛苦又增加了病人的经济负担，往往还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离退休人员看病难更要引起大家的关注。淮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职工丁克顺老师、安理大计算机系职工周本诰教授、田区教研室教研员岳方旬老师退休后，随子女到杭州、无锡定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异地看病难、报销更难。在杭州、无锡看病，还要返回淮南报销，医保卡在外地就医就失去了作用。这样一年往返几次奔波，心力交瘁。为此丁克顺老师只得放弃与女儿团聚的天伦之乐，返回淮南安度晚年。老同志们纷纷呼吁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建立一到两家全国联保的医院方便随子女在异地居住的离退休职工。
　　三言两语，“句句到肉”——我们的医疗保健制度“病”得不轻，得下体制改革的“重药”来医治。其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已发起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的攻坚战，先是提出建立医保制度控制飞涨的城镇医疗费用，后又提出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的改革，改变“以药养医”的机制。到如今，“药”到“病”还未除，改革仍需努力。
　　在现代的医疗产业中，病人到医院看病，实际上是购买一种高技术高风险的服务，医和患之间还存在着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患者一般不具备判断病因、诊疗方法是否安全有效、医疗费用是否合理等专门知识。在医院、患者和第三方付费人（如医疗保险机构）的多重委托关系中，病人作为委托者，其就医吃药的选择既要依赖医生的建议，又要依赖第三方付费人的医疗费用约束。如此复杂的委托关系，只要有一方约束软化或监管失灵，就会使整个医疗保健制度“生病”。
　　因此，要对医疗保健制度辩证施治，就需从理顺这一多重委托关系入手。建立不同特征医院，区分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政府预算的转移支付应直接发放到基本医疗服务的需要方（低收入人群），而不是补贴基本医疗的供给方”，都是值得一试的“药方”。前者从医院入手，通过明确设立政府医院分流病人，让社区医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后者从患者入手，让病人“持币”（政府的转移支付）选择医院，促进医院之间的竞争。人有病，就得看病吃药；制度有病，也不能讳疾忌医。凡是病症，都不能耽搁。
　　药品回扣作为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不仅导致了整个社会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加重了国家和患者的负担，而且严重破坏了医德医风。所以从它出现的那天起，一直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但是，由于药品回扣具有极高的隐蔽性，所以长期以来，很难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最近浙江省宁波市的两个出租车司机偶然发现了一个袋子，里面有42个信封，每个信封里都装着现金。每个信封上都清楚地写着姓名、病区名、药名和金额。这件事立即引起了宁波市有关部门的高度警觉和重视。他们开始全面调查此事，很快就找到了失主邓伟。据邓伟交代，这些钱是给宁波市传染病医院的医生的四种药品的推销费，就是药品的回扣，总共是38800多元。因为有了回扣，仅今年3月份，宁波市传染病医院就销售这四种药近40万元，而邓伟没有促销的去年11月份只销售了二十几万元。药品回扣严重地败坏了医风医德。
　　据了解，药品回扣在淮南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药品的虚高定价给回扣奠定了商业贿赂的物质基础，不公开的医药采购方式为回扣创造了条件，而医、药迟迟不能分离则是滋生回扣的土壤，所以要根本上解决药品回扣的问题，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